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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律师谈在空白借款合同上签字的行为如何看待授权

  案例:某远达酒店提交合同有效性(一)关于本案双方之间借贷行为的事实过程。2016年7月间,某远达酒店的实际控制人彭某丽因公司经营需要急需资金2500万元,故向某可商务区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某隐提出了借款要求。李某隐本人因资金周转问题无法提供该笔款项,但向彭某丽表示其侄女即贾某军有实力出借款项,彭某丽同意后将盖有某远达酒店印章且出借人信息是空白的借款合同交给李某隐。李某隐在拿到合同后找到贾某军筹款,在经贾某军同意后李某隐将该借款合同交给贾某军,由贾某军作为出借人与某远达酒店签订《借款协议》,约定某远达酒店向贾某军借款2500万元,借款期限为十天。合同签订当日,贾某军即向某远达酒店指定账户汇款2500万元,某远达酒店收到贾某军出借的款项后也未提异议,正常使用。在借款期限届满后,某远达酒店因资金短缺未按合同约定按时还款。在某远达酒店的请求下,贾某军为宽限还款日期将《借款协议》的借款期限由十天延长至一年,但一年期满后贾某军多次请李某隐与某远达酒店协商还款事宜,某远达酒店以各种理由拖延还款,后本案借款合同的经办人彭某丽因涉嫌重大刑事犯罪被咸宁警方异地羁押,贾某军随即起诉至法院要求某远达酒店偿还借款本息。(二)关于本案围绕双方之间借贷关系产生的法律问题。1.彭某丽将盖有某远达酒店印章的空白借款合同提供给案外人委托其代为借款,贾某军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间借贷法律关系。贾某军已履行了出借义务,该借贷行为的发生事实并无争议。贾某军作为出借人提供了借款协议和支付凭证,而某远达酒店对其辩称的理由均未举证证明,且某远达酒店收到款项后正常使用,没有退款或提出任何异议的行为也足以证明双方借贷法律关系实际存在。某远达酒店主张本案借款系彭某丽向李某隐所借,但除了彭某丽的单方陈述外某远达酒店并未提出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无法证明李某隐为出借人。根据某远达酒店在二审时提供的会见笔录中彭某丽的陈述,彭某丽把借款合同交给李某隐时并未要求李某隐在出借人信息一栏签字,在李某隐表示“没事,把钱给到位就行了”时仍把出借人信息是空白的借款合同交给了李某隐,并对该笔借款“具体怎么付的、分几笔、从哪儿来也不清楚”,足以证明彭某丽以默示的形式作出了委托李某隐代为借款的意思表示,并通过李某隐达到了借款的目的。2.本案《借款协议》中出借人签名及利率“月2.4%”虽系贾某军事后填写,但因某远达酒店对合同内容的概括性授权,二审判决认定本案借款利率为年利率24%并无不当。3.二审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且该程序问题不影响本案借款合同的成立。
 

在空白借款合同上签字的行为应视为系对合同内容的概括性授权
 

  某远达酒店申请再审称,依据《中华人共和国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规定申请再审,请求:撤销深圳人法院作出的(2019)广终363号事判决及深圳市中级人法院作出的(2018)广06初104号事判决;驳回贾某军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

  (一)二审法院认定“因某远达酒店公司上诉自认彭某丽曾将盖有某远达酒店公司印章的空白借款合同提供给案外人委托其代为借款”明显与庭审不符,且该基本事实认定缺乏证据证明。二审法院对这一基本事实的错误认定直接导致本案所谓的借款合同认定为合同成立并生效。事实上,尽管贾某军提出了借款协议证据,但根据其代理人自认,“贾某军没有见过彭某丽,借款协议上的贾某军签名及利率系事后填写”。彭某丽不认识贾某军,没有与贾某军谈过借款的事,也没有委托李某隐找贾某军借款。贾某军没有证据证明讼争借款协议项下某远达酒店或彭某丽与贾某军达成借款合意的事实。在此情况下,应认定为合同不成立。
 

  (二)二审法院认定“某远达酒店将留有空白内容的合同交予合同相对方,其行为应视为对合同内容的概括性授权,合同相对方在空白处可以填写相应的内容”,这一基本事实的认定缺乏证据证明,且明显与事实不符。首先,二审庭审中贾某军的代理人自认“贾某军没有见过彭某丽,合同是交给李某隐的,合同中的出借人、利率栏均是空白的”。某远达酒店的代理人彭某丽并不认识贾某军,彭某丽将该份协议交给李某隐,并非交给所谓的“合同相对方”贾某军。其次,彭某丽将协议交给李某隐时,并未委托其借款,没有作出授权的行为或意思表示。彭某丽找李某隐借款,不仅因为其熟悉李某隐,知其有实力出借该笔款项,而且因为双方有诸多交易往来,借款后可以抵销其债务。贾某军不认识彭某丽,在不具备信任基础及资金实力的前提下,不可能将该笔巨款出借给彭某丽。
 

  (三)两级法院认定借款协议时间从2015年7月16日起至2016年7月16日止一年期间,没有合理证据证明。首先,贾某军立案时提交的借款协议载明的借款时间为2015年7月16日至2015年7月26日,这与可能借款的资金用途“过桥”是一致的,因为资金过桥后,银行的贷款马上就放款了;其次,某远达酒店如果不是过桥需要资金,在银行放款后根本不需要再借资金,因为借出的资金某远达酒店自己没有,而是直接打到了李某隐所控制的公司,这与常理不符;再次,贾某军的事起诉状所写的借款时间是十天,即从2015年7月16日至2015年7月26日,与其起诉时提交的借款协议一致。
 

  (四)贾某军二审庭审中自认借款协议上的出借人签名贾某军、利率2.4%/月系事后添加,且该二项关键合同内容并未与某远达酒店达成合意。某远达酒店及其代理人彭某丽并不认识所谓的出借人贾某军,更未找其借款,该份借款协议系伪造。
 

  (五)一审时,因本案所谓的借款经办人彭某丽因涉嫌其他犯罪而被异地关押,一些事实只有在同他核实后才能明了。因此本案在一审时,在无法见到彭某丽的情况下,无法核实清楚。本案二审时,某远达酒店在同彭某丽核实后,得知借款协议系伪造,某远达酒店请求贾某军出庭接受质询、申请法院调取证据、申请对本案关键证据进行鉴定,二审法院未依法进行,属严重的程序违法。
 

  深圳律师指出作为完全事行为能力人的债务人,在空白借款合同上签字的行为应视为其清楚、理解合同内容,同时也表明其放弃核实债权人的身份信息,并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主观上具有与不特定的债权人成立借款关系的意思表示,该行为应视为对合同内容的概括性授权。空白借款合同的相关内容被明确后,对该债务人理应具有约束力。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某远达酒店与贾某军之间是否存在间借贷法律关系。
 

  彭某丽系某远达酒店的前股东,且系某远达酒店法定代表人李牧远的父亲,涉案《借款协议》系彭某丽代表某远达酒店签订,某远达酒店对此没有异议。从某远达酒店二审期间提交的彭某丽的询问笔录来看,彭某丽对借款2500万元的事实并未否认,只是称其不认识贾某军,其是向李某隐借款,并将签章后的合同交给李某隐,交给李某隐时,《借款协议》上的出借人及利率约定均是空白的。关于为什么合同上没写借款人,彭某丽回答“李某隐称:没事,把钱给到位就行了”。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彭某丽作为完全事行为能力人,其在空白借款合同上签字的行为应视为其清楚、理解合同内容,同时也表明其放弃核实债权人的身份信息,并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主观上具有与不特定的债权人成立借款关系的意思表示,空白借款合同的相关内容被明确后,对某远达酒店理应具有约束力。二审认定彭某丽曾将盖有某远达酒店印章的空白借款合同提供给案外人委托其代为借款,某远达酒店将留有空白内容的合同交予合同相对方,其行为应视为对合同内容的概括性授权并无不当。本案针对同一借款事实虽存在两份《借款协议》,但无论借款期限的约定为“十天”亦或是“一年”,在贾某军已经履行出借2500万元合同义务的情况下,均不影响《借款协议》的效力。如前所述,在彭某丽将出借人及利率约定均为空白的《借款协议》交给李某隐后,《借款协议》上出借人贾某军的签名、利率“月3.4%”虽系事后添加,亦不影响双方之间《借款协议》的真实性。二审认定某远达酒店与贾某军之间存在间借贷法律关系并无不当。
 

  综上,某远达酒店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共和国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共和国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共和国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湖北襄阳某远达酒店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本案一、二审期间贾某军均委托了诉讼代理人代为参加诉讼,某远达酒店二审期间的诉讼代理人已经前往看守所对彭某丽进行了询问,而贾某军亦认可《借款协议》上贾某军的签名及利率“月2.4%”系事后添加,故二审法院对某远达酒店申请贾某军出庭接受质询、申请法院对彭某丽进行询问、申请对《借款协议》中贾某军签名及其手印、“月2.4%”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未予准许并无不当。 深圳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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